自由创业医生：从“云端病房”到合伙诊所
过年前一个月，张遇升来到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科医院拜访一位主任医师。下午两点半，这位医生刚刚吃上午饭——一碗已经泡了很久的方便面。从早上七点多到晚上下班，病房外患儿和家长都挤在走廊里，排着长长的队。
每一年，这位专注于皮肤血管瘤的医生要接收超过5000名患儿。这些孩子在确诊后，因医院病床有限，而回当地又没有专业的医生救治，不得不陷入两难。
她曾试图与医院沟通解决办法，比如为增加病床重新租一座楼房，或者信息科同事远程支援，但都不现实。
最后，是张遇升帮她解决了难题。
2011年，张遇升放弃了“温室”一样的体制内医生工作，创建了一家专注于移动互联网医疗应用软件开发的公司。旗下“病历夹”、“医口袋”、“医学文献”产品为医生提供病人病历管理及医学文献参考订阅的服务。
张遇升在“病历夹”中开发了云端病房功能，像是一个虚拟的病房一样管理病人。目前，那位儿研所的主任医生在自己的云病房里管理了4000多名患者， 每天有类似病房护士一样的提示提醒病人量体温、吃药，以及根据数据决定是否换药等等。
这解决了很多医生的困扰，但张遇升觉得，这些改变相较于更庞大的严重供需不平的市场，仍然是杯水车薪。中国医疗市场存在大量的技术需求，而在越来越多的医生选择离开体制，自由执业的浪潮中，技术创新、学习培训都是刚需。
离开“洗车房”和“流水线”
目前的中国医疗市场，医生选择离开公立医院自由执业备受瞩目，而具有规模和构成趋势的当属牙科医生。如今，一线城市越来越多的牙科诊所出现在社区和商场。
黄懽是其中一员。1998年，他在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毕业，作为全国最优秀医学类院校的学生，他被分配到了当时较高级的医院工作。
但很快，思维活跃的黄懽发现自己不喜欢这里的氛围。每天早上八点上班，下午四点半下班。全天口腔科发放100个号，医院里始终人满为患。几乎所有的病人都是常见病就诊，还有很多是部委官员加塞进来的亲友来做牙齿保健。
黄懽厌倦这种“重复性的体力劳动”。更让他失望的是，身边的前辈们好些不是忙于研究医术，而是在钻研如何升官。
那时，黄懽认为 能暂时脱离这种环境的出路就是出国学习，于是去了丹麦奥尔胡斯大学皇家牙科学院深造。2005年当他回国时，发现公立医院的环境毫无改观。
“公立医院的医生工作并不自由。”在黄懽看来，“自由”指的是思想上有独立的想法，而不是流水作业。同时又有时间和精力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。而这些在公立医院都不能完成。
这最终促使黄懽在2007年脱离公立医院自由执业，2011年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牙科诊所。
同一时间，还在学校学医的张遇升遇到了另一件事。
那时，张遇升的父亲患有高血压，在四川当地一家医院就诊。回家后，张遇升问父亲，医生有什么建议。“医生就只说要长期服药，没再有其他医嘱了。”父亲的回答让他十分吃惊。
张遇升知道，高血压早期患者如果保持健康体重、每天锻炼身体以及注意饮食，在患病初期完全可以控制病情，而无需服药。
于是，他每周监督父亲锻炼和饮食，半年后，父亲的高血压被控制住了。
“我能理解那个医生，”张遇升说，“医生只有靠开药才能有更高的收入。如今的就医模式，大医院就好像4S店的洗车房，每个车开进去把脏的地方擦一擦，十分钟就打发你出来了。”
公立医院适合流水线操作、细致分科以及缩短就诊时间，而不适合医患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。而真正的医疗是需要个人化服务的，看病的方式需要改变。
在美国深造过程中，张遇升接触了医疗科技以及大数据概念，于是回国后决定创业，并且把服务对象对准医患关系中最核心的部分——医生。
从“云端病房”到合伙诊所
跳出体制并不简单，而更难的是创业后的市场开拓。
在现有医患供需不平衡的情况下，最重要的是增加供方资源，即提高优秀医生的工作效率。在张遇升看来，拥有从医背景具有更大的优势，因为他了解医生的工作程序，了解他们在各个环节中较大的需求是什么，比如管理病历以及查阅资料。
然而，在当时众多的投资者看来，这并不是一项值得投资的产品。他们在张遇升面前算了一笔很简单的账：全国大概200万的医生，即使有一半的医生用这款产品，它的用户量也不过100万人。而且作为用户，医生愿意为产品付费的可能性很低。
“这个市场并不存在。”这是张遇升听到的最多的评价。
为了用事实说服投资者们，张遇升将重心放在向医生们推广他的移动互联网医用软件。他去三甲医院的食堂里张贴告示，去医学论坛发传单。靠这种方式，没过多久，张遇升的用户量陡增，并反馈热烈。
这最终引来了投资。在运行三年多的时间里，张遇升的公司仍然在尝试寻求稳定的商业模式，它始终为医生提供免费的服务和资源。
张遇升坚信，医疗行业里最核心的就是医生，掌握了医生资源就占得行业地位。所以他在试图与第三方，比如药企、保险公司或者政府寻求付费合作的可能性。
与张遇升不一样，众多跳出体制的医生，依然会选择从医这条路。
牙科医生可以独立作业，不需要庞大的辅助设备和复杂的合作模式。所以，当黄懽决定开办自己的诊所时，他完全没有意识到，国外看似简单并且运行成熟的模式，却无法在国内复制。
黄懽的很多同行在欧美创建一家私人诊所只需要几天的时间，而他在北京大大小小的部门之间穿梭，争取审批资格，就耗时近一年。
即使开业了，与最初的设想也相去甚远。
对牙科医生来说，最合适的就诊模式类似于“小作坊”，一个医生、两把牙椅、几个护士、前台，在一个社区里就能为方圆几公里内的居民服务。
然而在北京，受困于各种政策限制，大型连锁式的牙科诊所才是最受鼓励和具有优势的。只要提高营销成本，这样机构型的诊所很快便有市场。
可黄懽不喜欢这样的模式，在他看来，诊所的口碑取决于医生的业务能力，这才是最健康的医患关系。一个患者与他的医生应该保持长期联系，这种联系可以是终身的。
而大型连锁机构投资人大多不是医生，他们把盈利放在第一位，医生作为雇员仍然有可能延续原有公立医院里的一些旧有体制。
但个体诊所获得审批十分困难，黄懽只好折中选择了开创合伙制的诊所，即四五个医生作为投资人一起创业。
“相较于其他两种模式，这个中间状态是最难做的，既要保持规模，又得需要营销，提高口碑。而在现有的政策环境中，这是 选择。”黄懽说。
村医们的新“笔记本”
医生们走出体制自由创业，很多都在面临这样的转型：从一个单纯的医生转型兼职管理者，不仅要就诊，而且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在政府公关、市场营销以及公司管理方面。
而作为医生，更大的需求是业务能力的不断进步。但当黄懽与其他创业医生交流感受时，听到最多的抱怨是，“我每年有一半的工作时间在看病人就不错了，更别提学习深造。”
“在公立医院很多医生可以靠吃老本，逐渐积累临床经验就可以了，但个人执业医生需要不断学习新东西。”所以，从2008年开始，黄懽开创了培训项目，把哈佛大学、加州大学等著名院校的牙科项目课程搬到中国，像是一个牙科专业的MBA，但降低了深造的时间与金钱成本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牙医。
黄懽觉得，近几年牙医创业愈发踊跃，是看到了这个不断扩大的市场。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牙齿健康的重要性。长期与医生沟通牙齿保健，比以往在公立医院里接受流水作业的治病方式重要得多。
张遇升也认同这一观点。他认为，多数类型的医患之间都需要保持长期稳定的关系。比如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哮喘等慢性病患者就亟需这样的模式。这些患者如果能得到长期的管理，可以一直健康生活，而不会毫无征兆地因为一些并发症的出现而导致意外。
如今，张遇升的医用软件公司拥有注册用户60万人，其中每个月的活跃用户约20万人。让张遇升意外的是，最主要的用户除了三甲医院里的医生，还有乡下的村医。
这些走村串镇的医生有的连打字都不会，即使政府为他们配备了电脑，也被束之高阁。而张遇升开发的“病历夹”产品，只需要拍照和语言录入病例，代替了村医们手中的笔记本。
“中国的医疗行业存在许多新的市场需求，依靠互联网技术，走出体制的创业医生，正在为这个市场创造越来越多的高效率服务供给。”张遇升说。
